记录女性，记录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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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25日 15:40

Intro

当时间流走，剩下的只有一份份档案。

文明的延续依靠的是不断地记录，传播，再保存。如果没有持续的记录和保存，当下的我们如何窥探到曾经的历史。不用提几十几百年前的一桩桩事迹，仅仅是几年前的综艺，低级低俗的语言取悦观众在当下某些人嘴中就变为“怀念纯粹的脱口秀的时代”。如果没有记录，或许还会有人认为是不是自己失忆了，那些恶臭的段子并没有存在过。

取笑女性是正典吗？还是因为取笑者眼中女性的痛苦，境遇，女性作为完整的人不存在？或者是女性，根本就不存在？

Nochlin曾在1970年代发表了著名文章《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她在这篇文章中揭示道，伟大这一标准就是男性规定的正典。

“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依靠的绝不只是天赋，还有长时间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画材消耗，戏剧兴趣培养，找专业老师上课，这些必要的投入不是免费的。

Nochlin在文章中问道，

What if Picasso had been born a girl? Would Senor Ruiz have paid as much attention or stimulated as much ambition for achievement in a little Pablita?

如果毕加索是女性呢？Senor Ruiz还会投入大量的精力金钱给小Pablita吗？

（Pabilita为虚构女性名字，意为Picasso变为女性）

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答案显而易见。

然而“伟大”这一标准，实际上，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做出的任何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女性被完全排除在这一历史之外。

历史上看，女性作曲家大都只被允许在家中为私人观众和家庭成员服务，大型管弦乐曲很少允许女性的参与。随着女性作曲家的被发现，Fanny Mendelssohn（Felix Mendelssohn的姐姐；Felix Mendelssohn代表作有《仲夏夜之梦》）和Clara Schumann （Robert Schumann的妻子；Robert Schumann的代表作有《童年情景》）的作品逐渐为人所知，但这是在她们去世多年后才发生。

正如前文所说，她们的作品以小型编制的室内乐为主，这意味着她们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听众和足够的知名度。这不是她们的问题，是她们完全没有获得更公正平等的待遇。

音乐被认为是女人的“点缀”，而非真正的事业。如果小型音乐作品，精致风格的洛可可画风是“女性化”、不伟大的，那男性作曲家的室内乐作品，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的画作，又为何如此出名？这根本不是女性没有能力“伟大”，而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傲慢而高高在上的无知者。

20世纪的女性音乐人是如何生存的呢？

伟大的女性在20世纪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

20世纪，女性在音乐工业中完全“不存在”，除了被称为“花瓶”时。活着的女性音乐人是“花瓶”，去世还要被消费。

伟大的艺人Janis Joplin，滚石杂志《The rolling stones》将她的死亡描述为：Janis was lying wedged between the bed and a nightstand, wearing a short nightgown. Her lips were bloody when they turned her over, and her nose was broken. Janis穿着一件短睡衣，被夹在床和床头柜之间，当他们把她翻过来时，她的嘴唇在流血，鼻子也断了。

（Janis Joplin）

长长的句子，着墨于大量的衣物描写，根本看不出是影响力巨大的音乐人的去世。这样调性的报道显然不出自女性记者。摇滚界长时间以来被男性霸占，摇滚杂志也未能幸免。一篇报道是女记者还是男记者撰写，十分轻易就可以辨别。

Ellen Willis是这样描述Janis Joplin去世：They spent most of the summer touring, then went to Los Angeles to record an album, Pearl. It was Janis’s last. On October 4th, 1970, she died of an overdose of heroine.她们整个夏天都在巡演，然后去洛杉矶录制了《珍珠》，这是Janis最后一张专辑。1970年10月4日，Janis因过量摄入海洛因去世。

对于不了解摇滚乐或者Janis Joplin的人来说，读完这段描述就可以粗糙勾勒出一个热爱音乐的专业乐手形象。相比之下，滚石的描述显得更加荒诞可笑了。

女性音乐人的声音最终需要女性制作人、决策者来百分百发出。

Olivia Records1973年成立于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在其运营的二十多年中，Olivia Records出售了200万张唱片，制作了40张专辑。

全女性团队（Cyndi Gair，Helaine Harris，Ginny Berson，Meg Christian，Judy Dlugacz）的Olivia Records的成立，弥补了主流话语中缺乏的女性声音。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华盛顿特区，“复仇女神”（The Furies）出版了同名报纸，其中频繁阐述“文化女权主义”的目标：发展女性认同的艺术、宗教、社群和经济机构。Ginny Berson和Helaine Harris是The Furies的前成员，她们在接受女权主义杂志《Off Our Backs》采访时，说道：“……我们认为女性获得权力的途径是通过经济，通过控制我们自己的经济状况。”

（Olivia Records创始成员）

Olivia Records也正是这样做的。1974年，Olivia Records在女同性恋音乐期刊《Paid My Dues》中发表了一篇声明：”…我们致力于为广大女性提供进入唱片行业的机会。我们追求的是高品质、不压迫女性的音乐…我们相信，女性必须尽可能摆脱男性至上的经济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为女性提供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岗位。我们计划在Olivia Records的各个方面只雇佣女性。我们需要工程师、制作人、推广人员、财务经理、发行人等等…”

1975年，《Paid My Dues》用整版刊登了1974年Olivia Records的收支明细。1990年代，暴女运动（Riot Grrrl）和Lilith Fair（仅有女性艺术家和女性主导乐队组成的音乐节）兴起，加上Olivia Records的财务及其他问题出现，Olivia Records基本放弃音乐事业，转为旅游公司。2020年，由Ginny Berson撰写的《Olivia on the Record》一书获得了Golden Crown Literary Awards（2021）等各类奖项。

歌曲，报道，乐评，这些都是话语实践。在福柯的理论中，话语（discourse）不仅是语言表达，而是一种思想和实践体系。这套体系塑造了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眼下的情况。

今年的脱口秀节目中，女选手的占比较之前大大上升。每次高强度看完两套节目后我都会产生恍惚感：女性选手说得真好啊。也许不是每一句话都可以记住，但因为有共鸣的话太多，句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发光的网，将我整个人罩在里面，感受着网的生命力，然后被网托起去到更明亮的远方。

环境会好起来吗？只要这张由女性织成的网越来越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被光照到，成为光，成为光的记录者。

记录、实践的意义不止意味着即时的反馈，也意味着让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字，声音，图像，思想等等都更长久的留存。这些档案、记录，每一份都会留存。只要记录，历史和未来就都是我们的。